偷渡香港：那些年汕头人的一海之隔

（本文人物均采用化名）

　　1968年，嘉伯那年才18岁，他在汕尾沿海被捕，一路押送回了汕头，关在了中山公园里。「差不多就是在少年宫那个位置，」他只能凭借记忆回想起一些，「当时那里有个治安支部。」

　　一起被遣送回来的，是在同一条船上被抓的人，他们都背负着同一个罪名：偷渡。

　　文革十年，大学停止招生，这是嘉伯口中偷渡的首要原因：「有书读的时候其实也不认真，但真的没得读了，又开始害怕了。」

　　也许他害怕的不只是失学带来的危机感，还有摆在眼前的上山下乡带来的恐惧，他对毫无把握的未来感到绝望。经过了无数个夜晚的反复挣扎，他最终下定决心要逃。

　　那个年代人们能做的逃亡选择其实很有限，只有一海之隔的香港是最佳目的地，他打听到在礐石那边，靠近潮阳一侧的海边有人在组织偷渡，于是收拾了简单的衣物离家出走。

　　「我很怕出不去」，这是嘉伯内心的真实声音，那时候他对「逃」的渴望达到了一个临界点，随时都会迸发，因此他是下了狠心的，谁也拦不住的，以至于坚持「不给钱不能上船」的船主也拗不过他，他们看他倔得很，怕不让他上船他会去报案告发，最终给他挤了个位置。

　　之所以说「挤」，是因为船舱确实没位置了，人太多了，男女老少挤在狭窄的船舱里，空气闷热，氧气稀薄，还弥漫着大小便的臭味，有的姑娘真的憋到受不了，只能红着脸让身边的人腾点位置，她好蹲下解手。

　　这个场景仿佛回到那个罪恶的黑奴贩卖年代。「就像一群活死人」，船上的人面无表情，也一言不发，空气中的压力把他们死死按在精神沼泽里，动弹不得，快要窒息的感觉把他们带入迷离之际，紧张、疲劳，等待命运裁决。

　　逃港，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，曾是广东境内的一股潮流，其中也包括汕头。如今直接阐述这一往事的资料并不算多，但在艺术作品乃至影视里我们仍能窥探到一些痕迹，比如2017年大热的电影《追龙》。

　　以毒枭吴锡豪为原型的电影除了这部《追龙》，还有1991年的《跛豪》，两部相隔26年的电影建立在同一个背景上：1962年，汕头达濠人阿豪移民香港。

　　移民，是一种更含蓄的表达，事实上那一年前往香港的大陆人走的是「非法越境」的路子，通俗点说叫偷渡，也称之为「逃港」。

　　1962那一年，爆发了逃港高峰「五月大逃亡」，通过广东沿海朝着香港奔去的大陆人数目庞大，难以想象，其中也夹杂着阿豪这样的汕头人，因为这一年的汕头已经破败不堪。

　　根据纪实书籍《大逃港》（陈秉安著）披露，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汕头，实际上已经陷入严重的粮食短缺困境，缺粮人数超过六十四万（参考下图），这六十四万里诞生了许多逃港者，要么逃，要么饿，这是那一时期许多人不得不面对的生存问题，这是生命的根本问题。

　　如今不少汕头人家里都有那么一两个香港亲戚，其中不少便是在60年代越境过港的，他们有的走陆地从深圳一带跨境，也有的走海路坐船离岸。为了从海上堵截这些人，那一时期的渔民也承担着海上护卫的民兵任务，他们不脱离生产工作，要捕鱼也要捕偷渡者，如果有收获，他们就可以得到一定奖励。

　　1968年，嘉伯偷渡的船只正是被渔民截获，那是两艘从饶平开出来的帆船，又大又快，上面的民兵还带着枪支。那一天他彻底陷入绝望，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到底是什么，脑子一片空白地被带上岸，被收押，被遣返。

　　嘉伯的老伴于阿姨那一年也还在念中学，有一天朋友跑去告诉她嘉伯被关起来了，就在中山公园里，她跑去看他，看他折腾了几个月瘦的不成人样，知道他再下去真要饿坏了，于是每天都做了饭送给他过去。

　　事情很快被好事的同学传开，学校也知道了，有一回课间开着大喇叭搞不点名批评，说你们有些女同学觉悟不行啊，跟偷渡犯来往，居然还送饭，女孩子家，不要脸。

　　她一下子成了学校红人，有知情的同学带着好奇的学生爬了几层楼来教室门口看她，跟动物园看小动物一样。所幸她生来是不在乎眼光的，「他们爱看就看嘛，会怎么样」，于阿姨压根没当回事，她照旧去送饭，直到嘉伯出来。

　　这一年的后半年，他们一起下乡做了知青，这一生的后半生，他们相伴做了夫妻。

　　嘉伯最终没能逃脱命运，他曾经试图挣扎，成为许多逃港的汕头人中的一员，但他终究未能如愿，被命运狠狠地推了回来。也许命运真的是注定的。

　　那些年也有偷渡成功的人，站上香港的土地后便给家里发电报，那年头的邮局很讲究，收到坏消息就给电报带上白条再转送家人，收到好消息则带上红条，而这些偷渡成功的电报最终都被附上红条，作为喜讯传递到家人手中。

　　那是一个畸形的人间，一边是封杀堵截，仿佛偷渡十恶不赦，另一边却是狂欢庆祝，仿佛偷渡是天大的喜事。

　　六十年代，平叔还只是个小学生，他常常和同学们一起游泳，「游到礐石，再游回来」，他们偶尔会看到一些船只靠岸，然后像产卵一样，从船腹里涌出密密麻麻的人头，船上的人大喊「香港到了，快跑啊，别被抓到啊」，于是人们脸上写满了惶恐和紧张，手脚并用，连滚带爬往陆地深处跑。

　　平叔和同学们会笑的前俯后仰，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傻子，他只知道这些人被骗了，但年幼的他不知道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无情的欺骗。

　　这帮被生活压迫到极点的可怜人，把最后一点钱交给船夫，押在了偷渡上，这很可能是他们人生最后的一点希望了，一个人要有多残酷多冷血，才敢把他们最后这一点希望摔的稀碎。

　　内中有些人反应快，看到背后的船只火速离岸远去就明白了过来，趴在地上放声痛哭，很多年后平叔懂了，不知道能怎么说，只说「很可怜，很可怜」。

　　逃港曾经是广东沿海一带疯狂的潮流，汕头也是其中一站，如今我们很难去考究那一时期究竟有多少汕头人尝试过逃港，又有多少汕头人真的实现了逃港。而逃到香港的那些人里，有的像吴锡豪一样走上犯罪道路，也有的成了所在行业的佼佼者，但绝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平凡地过着普通的生活，不论如何，他们最初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能活着，他们做到了。

　　后来逃港的潮流随着特区的建设逐渐退却，经济的发展改善了环境，一海之隔的彼岸终于不再那么迷人，其实原本大家也不是有多喜欢那个彼岸，如果不是迫于无奈，谁愿意做一个非法的逃亡者，一个悲苦的异乡人？

　　如今时代过去了，从今以后大概再不会有人因为经济环境而偷渡香港了，一边围堵一边却狂欢的畸形人间也被岁月的风吹散，但我们仍希望能把它牢记在心里，至少那个人间教会了我们：有些事情不是简单的对错好坏，也不是粗暴的封杀堵截就能解决的。

　　时代会过去，城市会变迁，我们总该蜕化。

本文插图 / 煊